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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100%原汁原味: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大辩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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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21-2016 08:2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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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初冬的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中,一场备受瞩目的辩论正在进行。这场辩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的震动,至今仍未平复。

辩论的内容是中国是否应施行产业政策。辩论的双方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他们现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发院的前身正是林、张等六位经济学家于1994年一起创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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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开始前张维迎在办公室中准备底稿。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韩声江 图

辩论过程中,林毅夫不断地强调此前媒体对他观点的误读,“很多东西在网上我看到说是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我郑重地说我是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他慢慢地铺陈着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六步增长甄别法”、“产业政策的五种分类”,试图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开出一剂追赶发达国家产业的药方。“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

张维迎则用自己略带陕北口音的普通话向林毅夫的理论体系发起进攻,“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逻辑矛盾”、“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等PPT标题一经抛出就让人嗅到了一丝火药味。“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的扭曲。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


面对张维迎的质疑,林毅夫一再重申,“张维迎反对的那些产业政策我也反对”。在林毅夫看来,他的理论中除了国防安全产业没有一种是需要补贴的。除了国防安全产业,也没有产业是由政府选择的,都是企业家主动进入的。“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批我,还是在批我也在批评的产业政策”,“你老是批评我没说的事,把罪名加到我头上,我觉得我好冤枉。”

分歧的根源似乎在俩人对“产业政策”的不同定义,林毅夫一直强调政府按照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科研,而张维迎则将范围限定在政府“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

正如张维迎所说,他们二人此番争论的背后是新古典经济学与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学的范式之争。前者将市场看做资源配置的工具,故有政府用有限资源达到最大效果这一追求。后者则将市场看做一个认知工具,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非均衡,企业家才是其中主角。

这场“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之争并非是中国的独特产物,辩论双方背后伫立着经济学两位鼻祖人物——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与哈耶克就曾对“政府应否干预市场”展开几轮大战。1933年,凯恩斯将一本名为《通往繁荣之路》的小册子寄给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之后罗斯福新政带美国走出了大萧条。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伴随70年代英美经济滞涨,自由主义重获青睐。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这两双手就不断地拉扯着中国经济前行的方向。巧合的是,距林张二人辩论三年前的2013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似乎和这场辩论遥相呼应。

在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辩论结束时,北京大学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说,“我们并不指望一场辩论可以解决产业政策的争端。”今后若干年,是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是林毅夫还是张维迎?这样的争论想必还会在中国响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序言中写道,“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人都别想超越它。”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辩论当天曾实时发出速记稿。现特此发出全文校对稿,以飨读者。


林毅夫阐述部分:“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举办这次讨论会。我要特别感谢张维迎教授,我们两个人应该讲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研究,对国家发展的这种责任感,我们各自把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提出来。我想我们两个人大概可以说是做到“不同而和”,因为我们其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对于学术又是非常认真的学者,因此有不同的看法就讲不同的看法。我想也只有这种非常直接的、针锋相对的讨论,大家的学术才能够进步。我也非常感谢媒体和学术界对我们不同看法的关心,当然在大众传播当中,有时候传播会有一点刻板化,会有一点卡通化,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但是在这种卡通化、刻板化流传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在网上我看到说是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因此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两个人面对面,有那么多学界的朋友、媒体的朋友、网上网下那么多人,让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阐述我的看法。

我想谈的标题是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我想从我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谈谈我的看法。

在准备这个报告的时候黄益平教授给我一个任务,他说你讲你的看法之前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产业政策。我觉得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平常会各说各话,谈话过程当中争论的就没有交集。根据我自己的定义以及我在国际上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所看到的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像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补贴,比如土地补贴、信贷补贴,还有工业园加工出口区,还有一些对研发的补助,尤其是研究的补助。另外有一些国家为了发展某种产业给那种产业垄断权力或是你要进入这个产业必须有特许,等于限制竞争,让这个产业有比较高的利润。有时候政府也可以对一些新的产业用采购的方式,只要产品研发出来,政府就给予采购,让它可以比较快的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有时候有一些强制规定,比如说现在大家讲要绿色发展、节能减排,在美国就规定到2020年、2025年的时候,石油当中必须用低碳有机石油的比重多少,这样会诱导那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政策都把这些内容都包含,有的用一项、有的用两项、有的用更多项,但只要有当中一项是针对特定产业的,那样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

根据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韩国籍的现在在剑桥大学教书的张夏准(Ha-joon Chang)教授的研究,从16、17世纪,当时英国在追赶那时候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开始,到19世纪中叶美国、德国、法国在追赶英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在追赶美国快速发展的时候,都使用了产业政策,就是我前面定义的产业政策。基本上在他所研究的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没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发展的。另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国家地区非常少,当中最显著有13个经济体,他们取得每年7%或以上的增长,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增长,经济增长委员会是由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领衔的,一个是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一个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根据他们研究,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特征: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有效的市场、积极有为的政府。在这13个经济体当中他们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这也是这些经济体成功的共同特色。不仅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的政府有产业政策,根据2011年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他出版一本书叫做《企业家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在这本书当中,他以非常详实的行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或者企业早期的研发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由于政府能支持研发的钱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支持研发的钱就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发达国家能够继续领先,就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的钱的时候影响了产业发展的方向,让这些国家能够继续领先。过去大家都讲美国是有限政府,马祖卡托说这样的定义不对,其实美国是企业家政府。


美国的产业、企业在世界是最前沿的,如果要经济继续发展、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必须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由于美国的技术、产业已经是世界最前沿,所以新技术、新产业必须自己研究、发明。根据OECD的资料,美国在2013年的时候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当中由企业投入是60%,由政府投入是40%,而且企业的投入主要是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那些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但是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必须依据的基础科研,由于投入太大、周期太长、风险太高,企业家是不愿意投入的,那一部分主要是由政府投入的。由于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就像马祖卡托发现的,政府可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钱是有限的,而能做的基础科研是无穷多的。因此像任何经济学家一样,当你有有限的资源和无穷多的目标,就必须进行配置。这个配置希望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做最大贡献,这样的配置就影响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不仅是美国这样子,OECD国家基本上都这样子,政府在R&D(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有的高达80%以上,最少的也有25%,所以可以讲发达国家他们实际上是有产业政策的,只不过是他们发展阶段不一样,他们的产业都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他们的产业政策当然是支持产业怎么继续发展,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研发投入基本上都是政府投入的。政府投入影响了产业发展的方向,所以当然那样的资源的配置是属于产业政策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比如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开始说要来研究产业政策的时候,下面一千多个经济学家全部都反对,为什么呢?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以后,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而且就算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等,他们有很多产业政策也是不成功的。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用的产业政策不成功,即使成功的国家像日本也可以找出很多失败的产业政策,因此他们反对产业政策,这是他们的道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然除了石油生产国之外),也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即使有一天我们也变成高收入国家了,还是希望保持继续发展,这种状况之下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然后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要研究清楚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成功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为什么大部分产业政策失败。从这种研究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找出一些可以依据的准则,让政府在做产业政策的时候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我想不可能是说有一个原则让发展中国家或者政府一定会成功。因为产业政策是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必然有风险的,我们能做到无非就是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这是我这些年在提倡新结构经济学想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这只是问题之一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全部,有时候学界或者网上批评的时候以为这就是全部新结构经济学,这只不过是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的一小部分而已。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呢?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发展的表象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在18世纪以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断改善。但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首先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给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生产力水平怎么会不断提高呢?就必须在现有的产业上面技术不断创新,以及必须不断出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这样劳动生产力水平才能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远的过程当中,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道路、港口必须不断完善,软的制度安排像法律、产权保护、金融管制等等这些也必须不断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才能够让实体经济和技术和产业的生产边际曲线尽量接近。

我们现在经常担心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它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速度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快,所以没有办法缩小差距,也就是结构变迁的速度太慢了。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是经济发展背后的本质。这是什么决定的,这是我们要研究清楚的。所以我就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看法,我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由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收入水平低,它的产业基本上在传统农业或者一些资源型产业上面,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它的产业必然都是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非常密集的产业。这种不同的产业就决定它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一样,它的收入水平不一样。这是靠什么东西决定的呢?我认为是靠在每一个时点上给定,但是可以随着时间变化的这个国家的要素,也就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总量和相对丰富程度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总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每个时点上面的总预算,它有相对丰富程度,就决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相对价格。这个相对价格就会决定你在哪种类型的产业上会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行业里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国内是最低的,这样的企业我把它定义为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经营好,在竞争的市场当中它就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来生存。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都是与它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相符合的话,这个国家应该是最有竞争力,这样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最优的产业结构。

当然,我们研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就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就必须不断地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矿产资源产业,慢慢进入到资本用的比较多制造业,一步一步往上爬制造业阶梯,最后进入到服务业。但是我前面谈到,这些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所以要真正可持续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前提是要素禀赋必须改变,必须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自然资源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要素禀赋进行了这样的变化,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会变化,生产力水平会提高。但是因为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状况之下,软硬基础设施也必须是相应完善的。


因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我们怎么样才能最快速地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呢?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最好的方式是遵循每一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你的产业里的技术。因为如果你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的话,你会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政府或社会能够把相应需要软硬基础设施也完善的话,它交易费用也会最低,结果它总成本就会最低,总成本最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有最大竞争力就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那么就可以用剩余的积累作为资本,并且也可以证明如果你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话,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家庭、企业不仅有最多的剩余可以积累,也可以有最高的积极性可以积累,这样的话资本禀赋提高的速度最高,产业结构可以不断地从资本相对短缺的产业和技术,向资本相对丰富的产业和技术转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相应完善软硬基础设施。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遵循这个原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它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的内部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在世界上已经是成熟的技术和成熟的产业,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把那些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拿到国内来用,对它来讲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风险和成本就比发达国家低多了。这也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两倍、三倍,而且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语言。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企业家,企业家是不管比较优势的,企业家是追求市场的机会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怎么样让这个经济学家的思想跟语言变成企业家在追求自己利润和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自发选择呢?这里面就要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你在每个时点上面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这个时点上这个经济体里面的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唯一能产生这样相对价格的体系需要一个有效的竞争的市场。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来讲,要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必须有效的竞争的市场。在这一点上,强调市场重要的那些理论和经济学家所的主张比如保护产权、给企业家自由、维持宏观稳定、维持社会治安都是有效市场必须有的条件,当然在新结构经济学当中也是完全赞成的。这一点我再强调一下,很多人都讲我一讲政府就认为市场不重要,不重视市场建设这是不对的,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别人理论基础上再往前进一步,其他理论认为重要的我也认为重要,所以他那些政策主张我当然都完全接受。

但是市场很重要是不是在一个经济体动态发展当中就够了呢?从我理解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来讲,只是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为什么不充分呢?因为你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了会付出成本,成功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可以获利,后面跟随就来了,竞争就来了,竞争来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就没有垄断利润,这种状况下成功和失败的收益和成本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专利保护,你有专利以后就不怕后来者的竞争,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补偿成功和失败先天的不平等,所以这也是政府的政策。


但是发展中国家我前面讲到了,它是在世界技术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入的新产业、采用的新技术很可能是已经成熟的,没有办法给专利,但是并不是说它没有面临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所面临的矛盾。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要有一个合适的激励补偿。另外,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是不是能够成功,除了决定于企业家精神和才能之外,还决定于这个产业所应该有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是不是完善。对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有些事情必须由不少企业家同时来做,比如形成产业集群后可以有比较好的供应链。有些像金融方面的改革或者基础设施的完善,一般企业家也不能做或者不愿意做。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要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能够成功,还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解决这些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和供给的问题。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还需要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在媒体上面讲政府的人比较少,因为我讲一方面要有效的市场,一方面要有为的政府,结果在媒体上好像我只讲政府,不讲市场。今天有这么多媒体在这个地方,我郑重地说我是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这一点我希望媒体的朋友能够帮忙把这个完整的观点传播出去,不然的话一般讲到张维迎就是市场派,我就是政府派,张维迎讲经济发展要靠市场,我就讲经济发展要靠政府。你们听到现在我有没有说经济发展靠政府,好像没有,我是说要有市场,但是也要有政府。

其实,新结构经济学这样的思路,给成功的国家开出了一个药方。我前面谈到增长委员会研究了13个成功经济体,提出了成功经济体有五大特点。但是他们研究完了以后,很多国家邀请迈克尔·斯宾塞做演讲,很多总统跟他请教,他说五个成功的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他说没有药方,只有药材没有药方政府就很难做,中国人尤其知道药材到底是补药还是毒药决定于药方的配合。但我发现,其实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发展成功是有药方的,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们知道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正好是所讲五大特征的第四点、第五点,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当然是开放经济,所以是第一个特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有竞争力当然宏观比较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会有最大的剩余和最高的积极性去积累,所以当然储蓄率和投资率会最高。实际上,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理论框架来讲,一个国家要发展成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个处方,而且基本上给增长委员会所总结这五大特征提供一个结构,然后产生一个内部的联系和逻辑。

经济不断发展需要政府帮助这些企业家来解决它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协调的问题。但是不同产业需要协调的软硬基础设施是不一样的,或是有一些差异。如果政府有无限多的资源,当然需要什么都可以给支持。但是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我前面谈到美国那么有钱的政府,在产业发展和基础科研上的钱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可能的基础科研都支持,因此是有选择的。有选择地战略性使用资源,那就是产业政策。这样才能够让有限的政府资源和执行能力取得最大的成绩。


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用意很好的产业政策都失败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业政策失败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情形,除了政府执行能力有问题之外,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容易赶超,好心干坏事,想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去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像我们50年代所讲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这是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普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失败这是很主要的原因,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我所看到大部分的失败,这基本上也是很主要的原因。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也经常失败,支持基础科研本来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低,支持基础科研大概95%以上是失败的,是没有任何成果的,因为技术特性。另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它们经常支持那些已经失掉比较优势、应该退出的产业,但为了就业、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继续保护补贴,比如美国的农业政策、欧洲的农业政策。我们知道在欧盟每天给一头奶牛补贴的钱是两欧元,为什么补贴?因为已经失掉比较优势该退出,但是他不愿意退出,这是一般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为什么这样会失败呢?如果你这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话,在这个产业里面要素生产成本会比符合比较优势的国家的要素成本生产成本高,而在发展中国家你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么好,你要素生产成本比合适的国家生产成本高,交易成本也比合适的国家高,当然总成本太高就没有竞争力,除非政府不断地给保护补贴,政府给保护补贴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导致寻租行为,这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失败很主要的原因。发达国家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要素生产成本太高,即使软硬基础设施好,总成本还是太高。欧盟为什么每天给一头奶牛两欧元的补贴,如果不给补贴实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讲,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有什么特性呢?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什么叫潜在比较优势呢?是说这个行业从要素生产成本上来看,已经处于世界最低的,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但是交易成本太高,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这种情况下总成本太高。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针对这样的产业来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也有一部分对申请者的激励补偿。这样的产业政策应该很快可以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投入很小的钱让这个国家很快提升竞争力,这个产业就能发展成功。

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我把中国的产业分成五大类,根据我们跟国际前沿的差距,有些我们跟国际前沿还有差距的,还在追赶;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有些产业(像家电产业)技术、产品在世界最领先,我们只能让它继续保持领先;也有些产业我们过去有比较优势,像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现在已经失掉比较优势了,我们不要像欧盟那样每天给奶牛两欧元的补贴,我们应该让它转型;第四类,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劣势在人均物质资本不足,但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方面,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距,现在有一种新的产业它的特性是产品研发周期特别短,而且投入主要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这样的话从要素禀赋角度来看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距,对这种短周期、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产业我们是可以弯道超车,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最后一类,任何国家都有一些国防安全,国防安全的产业跟可以弯道超车的产业正好相反,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资本投入特别大,我们知道新一代战斗机研发一般30年,大量的资本投入,那可能不是我们比较优势,其实发达国家也不是比较优势,所以都要政府来保护。我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分成这五种。


对于还在追赶的产业的产业政策的研究表明,成功的国家基本有一个特性,他们基本上都瞄准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一倍两倍最多到三倍的国家作为标准国家,这些标准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好、非常快速,要素禀赋跟你差距不大,找准成功国家过去发展很快的成熟产业,作为你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而那些发展不成功的产业政策,瞄准的产业通常是人均收入水平五倍、十倍、二十倍的国家,比较优势差距太远,所以就变成比较劣势。根据这样一个研究,为什么要瞄准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要素禀赋结构大致相当又发展非常好的国家呢,因为如果要素禀赋差距不大,比较优势差距就不大,如果发展非常好,20、30年它的资本积累很快,过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它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你的朝阳产业、就是你的潜在优势产业,我们记住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来的。

在这种状况下,我提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第一步,找到那些收入水平一倍到三倍、发展非常快、要素禀赋结构相当的国家的成熟产业是什么,这一步很重要,因为政府经常会有过度赶超,想去找太先进国家的产业,按我这样可以避免政府过度赶超,同时也可以避免被企业寻租,因为企业赚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企业经营好,二是从政府得到更多保护,所以企业经常也会说“这个产业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然后叫政府保护他,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没有比较优势,第一步就是要防止这样。

第二步,看国内是不是已经有企业进入了。如果国内企业已经进入,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应该比发达国家低,为什么你不能竞争,这里面可能是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或是技术比人家低。技术比人家低的话,你可以到国外去采购,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可以设立工业园帮助它,如果国内工人素质不够高,可以设立学校培养这样的工人,第二步完全是企业自发已经找到了。

第三步,如果这个产业完全是新的,我们可以招商引资把国外企业引进来,他的人力资本就过来了。

第四步,在现代化经济里面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资源,这个资源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是有需求的,你作为参照系的国家没有这个资源,如果国内有些企业发现了这个机会,政府应该帮他做大做强。或是有些新的技术20年前没有,比如80年代信息服务业过去根本没有,但是印度企业发现了,开始的时候是靠卫星通讯,成本非常高,后来政府看到信息服务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印度政府就帮它改善为以地面光纤传送电信,成本大大降低,现在印度的信息产业就变成全世界最领先的产业。

第五步,发展中国家普遍软硬基础设施不足,普遍各种人力资本不足,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可以设立工业园、经济特区,在工业园、经济特区里面几通几平,相应各种制度安排和政府服务在工业园实行一站式服务,降低交易费用,并且可以鼓励产业集群的形成。


最后,必须给第一个吃螃蟹企业家一定的激励,这个一定的激励既然不能用专利保护,但是可以用税收优惠。在有资本管制的国家,对要进口机械设备的企业,可以让它优先得到外汇,这些都属于激励。这种激励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是一次性的,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果政府的激励会不会变成尾大不掉的情形,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可以的。

对国际领先的产业,就跟发达国家一样,必须对这些产业的基础科研给予一定的支持,发达国家这么做,如果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要继续保持领先,必须自己研究和开发,开发时企业可以申请专利,但研究必须政府来支持。

对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一部分企业要帮它转移到“微笑曲线”两端,比如说经营品牌、研发、渠道管理。如果作为研发产品设计的话要有专业人才,政府可以设立学校。它要建立品牌,政府可以帮他宣传,比如说像法国总统到中国来都带着他的名牌来,就是帮这些名牌做宣传。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智利,它的葡萄酒原来在世界上是没名的,不能拿到餐桌上,智利总统就是葡萄酒推销员,他到哪个国家去就办酒会,这些都是在宣传品牌,政府可以这么做。

对于那些失掉比较优势的加工业的那一部分,就应该转移到生产成本比较低的海外去,让它可以创造第二春。对工人提供培训再就业,让产业容易转型。

对弯道超车的产业,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比较劣势,我们就可以利用大的国内市场和全世界配套最齐全的硬件,可以提供孵化基地、风险基金、知识产权保护。

最后一类是国防安全,国防安全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只能由政府保护补贴。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我们的收入水平太低,但是要追赶的太前,这种状况之下只能用扭曲整个经济体系方式来保护补贴它。今天我们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且现在属于国防安全产业、违反比较优势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这种状况之下应该跟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直接拨款、直接补贴,用政府采购的方式给它支持,并且政府要对这种产业当中的企业给予各种必要的监管。

所以总的来讲,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在产业和世界产业前沿的差距,给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帮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除了跟国防安全有关的战略性行业外(这个行业是政府选择的),其他的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实际上都是企业自己选择的,都是企业要进入或已经进入的。政府不是帮企业做决定,是因为你要进入到那个地方有外部性的问题、有协调的问题。政府帮助这些企业来解决协调的问题,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所以不是说讲产业政策就是政府指导,这也是在网上大家说林毅夫讲经济发展要产业政策所以要国家指导。我其实都是讲因势利导,也就是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当中,政府为什么选择特定的产业来支持它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实际上就像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因为可以完善的东西太多了,包括能做的基础科研太多了,软硬基础设施上面做的也太多,制度安排能做的也太多,而且有的是跟发展阶段有关的。那种状况之下,就是毛主席所讲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是产业政策的一个要义。但是这些该做的东西其实如果你有资源的话你要全部都做,只是因为资源不够多,所以只能有选择的使用,但目标就像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让一部分产业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的产业成为国家的竞争优势,你可以创造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可用的、可支配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把其他地方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完善,其实这是产业政策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最后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谢谢。


张维迎阐述部分:“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首先我们定义一下产业政策,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对某些企业进行税收优惠以扶持就是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我感到毅夫一开始定义的产业政策和他后边讲的是不一致的。一开始定义的可能跟我差不多,后边讲的好多是基础设施、科研。按照他广义的定义理解的话,我觉得他的定义太宽。按照他的定义,结果把所有政府政策都作为产业政策。这样反对产业政策就变成无政府主义者。这太可怕。

下面,我讲五个问题:第一点,我和林毅夫理论范式的分歧;第二点,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第三点,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正当性理由;第四点,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的逻辑矛盾;第五点,林毅夫“增长甄别法” 的谬误。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的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仅仅当做资源配置的工具。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它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反过来,当这些假设不成立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林毅夫所有的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针对剑桥学者张夏准说他“太忠实于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把自己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批评,林毅夫辩护道:“新古典经济学针对这一切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制约因素。它很灵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动态性和协调失灵这些让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判断政府是否过于偏离比较优势产业。没有前者,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乏应有的智慧去抓住发展优势产业机遇,并为可能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如历史记录所强调的,政府可能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新结构经济学》第130页)

从这段话来讲,在林毅夫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简直是万能的灵丹妙药,既能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又能告诉政府不能做什么。


我不理解的是,一方面,林毅夫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他又公开高调地批评别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别人信奉新古典理论是“照搬”,他自己信奉新古典理论就是“创新”?为什么新古典理论在他手里是战无不胜的“神器”,在别人手里就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神话”?

我本人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评价没有林毅夫那么高,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至少不像林毅夫说的那么好。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我认为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市场理论。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市场理论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是一个认知工具,市场竞争是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新的合作机会的过程;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均衡。市场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恰恰相反,这些假设与市场竞争是不相容的。比如说,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但“完全竞争”与创新根本不相容,因为创新一定会导致竞争的不完全,甚至所谓的“垄断”;新古典经济学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但根据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市场的优越性正是来自不完全信息,因为市场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分工和专业化的价值就来自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观性,我们才需要市场。

新古典范式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特别关键的一个区别是如何看待企业家。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新古典的假设使得企业家毫无用武之地。但在米塞斯-哈耶克范式里,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过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和套利,市场才趋向均衡;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使得市场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由此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信奉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但他们说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计算器:给定目标和手段,按照“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则计算出最优投入和产量。制定这样的决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机敏,不需要判断力。但对真正的企业家来说,想象力、机敏和判断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企业家的认知不同有关。

我也应该为新古典经济学说句公道话。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政府失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市场失败理论的谬误,从而使得市场失灵不再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充足理由。


林毅夫一方面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另一方面,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在他的理论里,政府官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做出好的决策。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我对产业政策的关注由来已久。1980年代中期,中国好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特别推崇日本的产业政策。1987年夏天,我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代表团对日本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国内流行的观点至少有两点不对之处:一是对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估计过高;二是对其作用的方式估计错误。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家有效地抵制了政府的干预。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80年代之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可以说一塌糊涂,从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到所谓模拟技术的推进都是如此。早期产业政策研究推崇日本,90年代之后有大量关日本产业政策更为详尽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等人用翔实的资料证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

这个表列出了有关各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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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关注的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再说计划经济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就改称“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其实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我更有兴趣的是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先讲认知能力的限制。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创新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路在哪里,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行。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今天也预测不了30年后的事情。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就是分散化决策的优点:每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市场竞争决定成败:成功的创新带来利润,不断得到复制和扩散,成为新的增长点;失败的试验停止。

但是产业政策是集中化的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还有人说我们可以靠专家来制定决策,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专家并没有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成功的企业家并不能判断未来的产业,我们看到如柯达的好多成功的企业都破产了,就是因为新的、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


我举一个专家制定决策的例子。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电风扇生产“一哄而上”, 机电部约请了若干国内有名的生产技术、市场分析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 商讨对策。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 专家们认为, 中国电风扇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保持在1000万台左右为宜, 主张选择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定点”生产。主管部门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然而实践证明, 专家们的预测与实际状况有很大差距,

当他们做出这个报告时,实际的电风扇产量已经是他们预测的两倍了,到80年代后期, 电风扇的年产量和销售量均达到5000万台左右, 仅出口就达1000万台。江小涓总结说,这种使用了“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却没有得到“ 科学结论” 的情形, 在许多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出现过。(江小涓《经济研究》1993年)

说到电风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讲过的他自己的故事。当年回国时他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后来没用上,因为他没预料到以后能用上空调。

管理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说:“当我们看到专家对新兴市场未来发展规模的预测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创新者的窘境》第XXII页)

接下来讲一下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即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就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从实际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结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业家通常并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难理解,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创新来。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特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但政府官员和专家们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因为失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失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结果是,失误一个接着一个。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他们也没有权力阻止揭发自己的错误。

让我以电信业为例说明这一点。在TD-SCDMA作为3G标准上马之前,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老总和两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王旭东都反对,因为TD在技术上根本不成熟。但是不知利益相关方怎么说服了十几位院士联名上书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拍板,中国移动被要求采用TD标准。结果是一塌糊涂,没法用。但因为TD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样板,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直到2014年,《财新》才发表“TD式创新”一组文章,开始揭露真相。掩盖TD决策错误最好的办法是加快上4G,因为有4G就可以把3G的错误掩盖。但是中国电信的CDMA2000和联通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没有饱和,但是为了弥补TD的错误,结果把所有3G都废止马上替换成4G。因为错上TD和过早淘汰3G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资金,但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我的结论是,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不可能推动创新。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如果跟着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张彻底地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林毅夫等人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我希望我有关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已经证明,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就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再讲几句。林毅夫似乎认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是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解决的。这种认识如果说不是过于天真,也是对激励理论的误读。

因为政府官员是多任务、多目标的代理人。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所有行为后果的有关信息,当然可以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得他们没有寻租的空间。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看,获取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对政府官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有效地度量,也就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对政府官员,我们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尽量让他们管的事情少一点,明确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有限政府”含义。

就产业政策而言,激励机制的设计还有特殊的困难,因为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有时候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长期看可能是坏的;政策后果的好坏不仅依赖于政策的制定,也依赖于政策的执行。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出现问题之后究竟是政策错了还是执行错了?我们没有办法追究责任。政府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我们根本不可能设计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如果政府一定要搞产业政策,我能想到的惟一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如果政府要实现某个产业政策,就应该让赞成该产业政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产拿出来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认为这个投资是好的,那就给你个赚大钱的机会吧。否则,拿纳税人的钱搞投资,总会有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但这个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


第三个问题,谈一下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正当性理由。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主要理由是“外部性”和市场的“协调失灵”。但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林毅夫认为,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企业家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也与经验不符。理论上讲,林毅夫错误地理解了企业家如何做决策,这与他信奉的新古典范式有关。在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是基于边际分析。边际分析对日常管理决策是重要的,但在真实市场中,创新不是边际上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或者如杨小凯讲的“超边际问题”;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主要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当年比尔·盖茨预见“每个家庭、每个办公桌上会有一台电脑”的时候,他不是通过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计算得出这个结论的。

而且越是大的技术创新,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一个创新给企业家带来10的预期回报,给社会带来100的回报,不意味着企业家就不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只要预期成本不超过10,企业家就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当博尔顿投资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把蒸汽机卖给全世界,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蒸汽机带来的全部的正外部性;当比尔·盖茨创办软件产业的时候,他想的是每个人桌子上的电脑安装的都是他的软件,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软件带来的所有好处。

外部性不仅理论上不成立,而且与事实也不符。按照外部性理论,市场经济中一定是没人搞创新的,但过去200多年的经验证明,自由市场下的技术创新是最快的。没有政府的资助,瓦特和博尔顿仍然发明和生产出了蒸汽机;没有政府的资助,斯蒂文森父子也发明和生产了火车;没有政府的资助,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了汽车,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没有政府的资助,IBM发明了计算机,比尔·盖茨生产了视窗平台软件;没有政府资助,马化腾仍然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给我们提供淘宝交易平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林毅夫大概不会否定这些都是最具社会外部性的创新吧。这样重大外部性的创新企业家都愿意自己做,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创新需要政府补贴才有人做。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这一点我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已经证明了。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


进一步,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从啃馒头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毫无帮助。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协调失灵。这里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

所谓的协调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越是大的协调失灵,纠正它带来的利润越大。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也就是说,协调是企业家的职能。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做的就是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能力决定企业家的赚钱能力!让我举几个例子。

马云的阿里巴巴协调了数以亿计的买方和卖方,所以才能赚大钱;弗里德里克·史密斯当年创办联邦快递公司就是因为邮递由政府的邮政公司主导,存在协调失灵,尽管受到美国政府邮政公司的阻碍,他还是取得了成功,并且创造了新的物流模式;顺丰快递也是企业家解决协调问题的一个例子。

再想一下今天的代孕市场吧!据说现在中国每年有数十万的代孕婴儿出生。一个中国妇女买到美国男人的精子,然后雇佣印度女人代孕,这是多么复杂的协调!但自由市场做到了。

计划经济的历史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计划经济下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整天忙得团团转,仍然是生产企业时时告急,消费品到处短缺,市场经济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不知道林毅夫为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有能力协调经济活动?以我的观察,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抑制。

另外,林毅夫论证产业政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他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他讲的这个命题或许为真,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任何国家,总有雄心勃勃政府官员和专家想指导经济发展,政府官员也要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产业政策保护。但由此引申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则是个伪命题。“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难道由此就能推论说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吗?为什么不看看那么多病死的人?难道产业政策导致失败的国家还不够多吗?所有现在的发达国家都曾实行过专制政体,现在仍然有不少国家实行专制政体。难道由此就可以证明专制是发展的提前条件,专制是正当的吗?

林毅夫说:“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议研究了产业政策,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但林毅夫没有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

第四个问题,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自洽。“比较优势战略”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他的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但它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经验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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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21-2016 10:2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感谢Catherine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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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24-2016 01:0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Catherine帖子好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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